早報記者 胡蘇敏
城鎮(zhèn)化和工業(yè)化的迅速推進，使中國糧食供需處于“緊平衡”。
一方面，快速的城鎮(zhèn)化消耗大量優(yōu)質耕地，農村青壯年勞力大量外流，勞動力價格持續(xù)上漲，糧食生產后繼乏人。另一方面，隨著經濟迅速發(fā)展和收入增加，中國人的飲食結構快速改變，許多家庭肉類支出的比例已超過了主糧的支出，使飼料糧需求猛增。
目前中國大米、面粉等主糧仍保持著95%以上的自給率，但其他糧食作物的產量減少了，比如，中國在2012年進口了5838萬噸的大豆，進口額350億美元，對外依存度超過80%。同時，2012年谷物進口也由2011年的550萬噸增加至1400萬噸，進口增速快速上升。
中國人民大學農業(yè)與農村發(fā)展學院教授、副院長鄭風田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表示，粗放圈地式的城鎮(zhèn)化會侵占耕地，進而影響到糧食安全。他認為，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對糧食安全影響較小，可以發(fā)展新型生產經營主體、擴大土地經營規(guī)模來提高生產效率。
他認為糧食安全有諸多爭議，不過有一點很明確，就是糧食安全在注重“量”充裕與否的同時，也應該注重“質”的安全。
“沒人種地要靠土地流轉”
東方早報：各界對新型城鎮(zhèn)化討論熱烈。從農村移居城市的人越來越多，種地的人，或者說，可以種地的人越來越少，這是否會影響到糧食安全？
鄭風田：大家都很害怕劣質的城鎮(zhèn)化，因為那意味著亂圈地，以前舊的城鎮(zhèn)化的確有不少地方這樣干。所以擔心快速發(fā)展城鎮(zhèn)化會影響糧食安全是有道理的。
目前中國現有城鎮(zhèn)的土地空間利用率潛力不小，與國外人口稠密地區(qū)相比還很低。比如上?？臻g利用率算高的，高樓大廈不少，但其實其空間利用率連香港的一半都不到，和首爾、東京相比，空間利用集約度還遠不夠。而北京的空間利用率更是連上海的一半都不到。北京、上海在大陸范圍內空間利用率還算很高的，更別提其他的中小城市了。如果新的城鎮(zhèn)化繼續(xù)采取“攤大餅”，盲目占耕地，建花園式的工廠，則會浪費很多稀缺的耕地。
中國的新型城鎮(zhèn)化應該在現有基礎上提高空間利用率，向上向下延伸，沒有必要占有太多耕地。但如果土地財政不改，地方政府仍希望圈地賣錢，則會導致亂占耕地現象。
大量的農民如果離開土地，怎么解決農村沒有人種地的問題？事實上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已經提出培育新型生產經營主體，就是專業(yè)大戶、家庭農場、農民合作社等等。
目前中國的城鎮(zhèn)化率只有52%,其實還有一半農民在農村，可以選擇土地流轉，這部分人將其土地經營規(guī)模擴大一兩倍應該沒多大問題，因為也就是從原來一戶種幾畝地，到變成耕種二十幾畝。通過政策性引導發(fā)展專業(yè)大戶、家庭農場。
東方早報：18億畝耕地紅線政府怎么控制？
鄭風田：一是普查，二是遙感。近年耕地統計顯示，我國的18億畝耕地非但沒有減少，事實上還變多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為過去種地是要交農業(yè)稅的，所以有些地方少報耕地少交稅。而現在種地給補地，原來瞞報的土地就拿不到農業(yè)補貼。所以新的統計他們就把原來瞞報的報上來了。另外今年“一號文件”提出用5年時間對農民承包的土地確權頒證。任務完成之后，我們究竟有多少土地就會更準確了。
“誰來種糧已不是當務之急”
東方早報：那是否表示，城鎮(zhèn)化過程中，粗放地侵占耕地的做法是更加威脅糧食安全的，而不是勞動力因素？中國社科院近期發(fā)布的2012年《城鄉(xiāng)一體化藍皮書》指出，勞動力已逐步成為制約糧食生產的關鍵因素，解決明天“誰來種糧”已是當務之急。目前中國是否出現了大量土地拋荒的現象？
鄭風田：我認為勞動力目前還不是影響糧食安全的核心因素，雖然我國目前有2億多人在外打工，但他們大部分在農村的承包地還是會選擇給親戚朋友種，因為現在種糧食還是比較方便的。一般的農民家里也就種十幾畝地，因為規(guī)模有限，糧價又不高，所以大量的農民選擇外出打工。在部分城市郊區(qū)的農民可能選擇把地轉包給一些留在家里種糧的大戶?，F在還沒有出現農村大量土地拋荒問題，但在部分地區(qū)會有一些，比如河北郊區(qū)，種植小麥基本上不賺錢，所以有些農民可能會選擇不種植。但大部分的農民基本上還是把耕地都種植糧食，因為我國有種糧直補。
目前糧食安全的核心問題就種糧不賺錢，如果什么時候種糧收入不錯，農民自然都會積極種糧。比如山東搞大棚蔬菜，如果搞得好，一畝地一年賺兩三萬塊錢沒有問題。但菜價也有跌得很慘的時候，經濟作物有風險，而糧食作物價格波動小，風險低。
我國整體來看現在種糧的農民比較吃虧，比如到河南調查，發(fā)現農民們不太高興，因為全國四分之一的小麥都是河南種的，小麥產量也不可能太高，而小麥目前收購價格很低，小麥如果刨去人工成本基本上不賺錢。
小麥、大米都是國家統一定最低收購價，如果市場糧價上漲，國家就會通過拋儲備糧讓價格降下來，所以多年來雖然農資、外出打工、土地價格都漲得很快，但糧價上漲很慢，農民種糧基本不賺錢。但經濟作物價格隨市場波動，收入不錯。所以，如果通過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來保護農民的積極性很重要。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種糧食需要的勞動力并不多，還可以讓別人代種代收。
東方早報：糧價直接影響農民收入，政府也陸續(xù)出臺了糧食直補等一系列支農、惠農政策，這兩方面對促進農民種糧積極性有何改進？
鄭風田：作為基礎性產品，糧價一上漲，會有一個放大效應，比如餐飲、食品加工就面臨更大的上漲趨勢。為了保住CPI，抑制通貨膨脹，以及保護城市消費者的利益，國家的糧食定價不能太高，也不能漲得太快。但糧價又是一個雙刃劍，糧價低了，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，不愿意去種糧，也會影響糧食安全的。
近幾年雖然三農投入增長很但，但大多用在改善農業(yè)基礎生產條件上了，比如農業(yè)機械、農田水利、道路橋梁、水庫等，而種糧直補并沒有增加，真正發(fā)到農民腰包里的還是每畝地七、八十塊錢，已經好些年沒增加了。
“家庭農場發(fā)展很快”
東方早報：今年中央“一號文件”提出要著力構建集約化、專業(yè)化、組織化、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(yè)經營體系，要“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(yè)大戶、家庭農場、農民合作社流轉”。土地經營規(guī)模在這些年有怎樣的變化？
鄭風田：我國的糧種大戶、家庭農場、養(yǎng)殖大戶近幾年發(fā)展很快，比如種糧大戶在東北北大荒、新疆農墾發(fā)展都很快，在北大荒外眾想去承包土地一般是包不到的。而養(yǎng)殖大戶在山東、河南、四川等地發(fā)展很快；家庭農場則在上海、武漢、寧波等地郊區(qū)都有一些試點。
“一號文件”提到未來我國要建立新型農業(yè)經營主體，但我認為農業(yè)新型生產經營主體還是應該慢慢發(fā)展，因為現在大量的土地都在農民手里，大量的農民還在農村務農，他們不可能把土地都轉出去。尤其是中西部的農民，土地收入還是他們家庭收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比如2008年當出現大的金融危機，農民工城里的工作沒了，他們還可以回老家。這樣才不至于影響社會穩(wěn)定。
所以“一號文件”的一個提法很重要，對土地的流轉，政府既不能限制，也不能強制，應該讓農民自發(fā)流轉。如果通過非自發(fā)的“壘大戶”，就會出現問題。比如湖北有案例，通過政府協調，一個農民拿到了2萬多畝地，成了種糧大戶，但半年過后，他轉過來的5000多畝地已經被原來的農民要回去了，地方政府也沒有辦法，再過半年又有5000畝被原來的承包戶拿回。所以核心問題還是要保證農民的承包經營權，農民轉包的土地通過合法的途徑可以隨時能夠拿回來。只有這個基礎，農民才愿意把地轉租，還可以得到一部分租金收入。如果他們在城市的工作很穩(wěn)定、收入不錯，則有可能長期把地出租。
對留在農村的農民來說，土地既是他的工資來源，也是他的社保。農民工在城市的社保普遍比較差。只有當他們在城市的工作和社保都比較好，才會把農村的土地長期轉租出去。所以講種糧大戶、家庭農場等形式只有在一些非農就業(yè)特別好的地區(qū)能夠推廣，中西部地區(qū)不太合適。
“農業(yè)應該允許外資進入”
東方早報：在耕地面積和勞動力因素之外，有觀點認為，中國的糧食產業(yè)結構存在危機，比如，大量進口大豆導致中國已經失去了大豆定價權。
鄭風田：大豆的進口其實也是國家的宏觀戰(zhàn)略調整。“利用兩個市場”，就是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來解決國內問題。跟美國、巴西相比，我國大豆的每畝產量很低，而中國人對油料的需求很旺盛，所以從國外進口便宜的大豆，原來種大豆的土地就省出來了，比如東北黑龍江，最好的地已經用來種大米了，以前都是種大豆的。去年中國進口大豆近6000萬噸了，等于節(jié)省了2億畝耕地。一般說“糧食安全”，指的是小麥、玉米、大米，有時大豆也包括在內，其實按國際標準，大豆并不算糧食。
在種子行業(yè)、農產品行業(yè)，國內企業(yè)都有一個很強大的沖動——想要限制外資進來，外資收糧、提供種子，總有人站出來反對。但我認為，外資在整個農業(yè)行業(yè)的比重很低，而且，中國的農戶很分散，而城鎮(zhèn)居民都希望吃到高質量、安全的食品，好的外資能滿足消費者一定的需求。況且，只要外資的糧食在中國生產，如果擔心糧食安全，只要中國不讓出口就行了。
我們的農業(yè)應該允許外資進入。通常外資公司為農民所提供的服務都是國內的公司所沒有的。應該讓農民、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。
這一觀點爭論很激烈，我想，該聽誰的，一定是要看誰講得有道理，誰代表農民、代表消費者的利益，而不能是代表少數利益集團的利益。
“糧食安全問題不太大”
東方早報：那怎么評價中國的糧食安全情況？
鄭風田：改革開放到現在，我國基本上沒發(fā)生饑荒問題，這說明整體看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不太大，但也面臨一些一些挑戰(zhàn)，今后到2020年，被普遍認為是城鎮(zhèn)化加速發(fā)展期，食品需求還會更大。
近年來我國農民種糧的生產成本快速增長、農資價格不斷攀升，種糧比較效益逐年下降。隨著我國工業(yè)化、城鎮(zhèn)化的快速推進，農業(yè)將呈現高成本、高風險、資源環(huán)境緊約束等問題。如何保護種糧農民的積極性？ 答案是要多角度增加對農業(yè)農民的支持，加大各渠道農業(yè)投入，增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，以此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。
而在這些政策措施中，增加補貼要放在首位。因為在糧價不能快速上漲的情況下，增加補貼可以減少農民的機會成本損失。目前我國的城鄉(xiāng)、工農收入差距愈拉愈大。目前農民收入的一半來自于種地，如果種糧獲得的收入太低，就會影響到我國農民收入的整體提高，導致我國工農收入愈拉愈大。
今年“一號文件”提出的補貼方向是：國家要完善主產區(qū)利益補償、耕地保護補償 ，加快讓農業(yè)獲得合理利潤、讓主產區(qū)財力逐步達到全國或全省平均水平。繼續(xù)增加農業(yè)補貼資金規(guī)模，新增補貼向主產區(qū)和優(yōu)勢產區(qū)集中，向專業(yè)大戶、家庭農場、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傾斜。當然還要通過發(fā)展多種模式的農業(yè)科技服務，為農民種糧提供強大的科技支持。
其實我國目前還有另外一個與糧食安全密切相關的問題，那就是食品安全。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是量與質的問題，二者相輔相成。未來在國家戰(zhàn)略上，應該把食品安全與糧食安全放在同等的位置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