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區(qū)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，素不產茶。為什么藏族卻對茶情有獨鐘，飲茶蔚然成風呢？歷史證明：一種社會生活習慣和一種民族習俗的形成，總是離不開其所處環(huán)境的物質條件以及人們生活對這種習慣的共同需要。藏族飲茶之習的形成正是這樣。一方面，藏族所居的地方高寒、缺氧、干燥；其膳食以糌粑、牛羊肉為主，缺少蔬茶。而茶葉中富含維生素、微量元素及單寧酸、茶堿等成份，具有清熱、解毒、潤燥、利尿等功能，可彌補其膳食結構的不足，正所謂“以其腥肉之食，非茶不消；青稞之熱，非茶不解”。因此，藏族對茶有必然的需求；另方面，藏區(qū)雖不產茶，但與其毗鄰的四川、云南等地卻是盛產茶葉之鄉(xiāng)，由于藏區(qū)很早就成為中國的一部分，青藏高原與內地長期保持著緊密的經濟交流互補關系。千百年來四川、云南所產之茶源源不斷地輸入藏區(qū)，完全滿足能藏族人民之需。而藏區(qū)的土特產品也隨著茶葉輸藏的貿易被傳輸到內地，彌補了內地所缺。于是一條以茶葉貿易為主的交通線，在藏漢民族商販、背伕、馱隊、馬幫的劈荊斬棘努力下，在歷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，被開辟出來。它像一條綠色的飄帶，橫亙于青藏高原與川、滇之間，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。穿過祟山峻嶺、峽江長河，越過皚皚雪原、茫茫草地，像一條剪不斷的紐帶，把內地與藏區(qū)相連接；似一座跨越時空的金橋，把漢藏民族的兄弟情誼傳送。由于唐代以來這種貿易關系主要是以內地之茶與藏區(qū)之馬進行交換的形式進行，故歷史上稱之為“茶馬互市”，或“茶馬貿易”。伴隨這一貿易而開通的商道，也就被稱為“茶馬古道”。但事實上，隨著西藏與祖國統(tǒng)一關系的加強，漢藏貿易的發(fā)展，“茶馬互市”的內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馬，藏區(qū)的羊毛、皮張、藥材、礦產等土特產和內地的布匹，錦緞、五金、日用百貨等也都是互市的商品。
歷史上的茶馬古道并不只一條，而是一個龐大的交通網絡。它是以川藏道、滇藏道與青藏道（甘青道）三條大道為主線，輔以眾多的支線、附線構成的道路系統(tǒng)。地跨川、滇、青、藏，向外延伸至南亞、西亞、中亞和東南亞，遠達歐洲。三條大道中，以川藏道開通最早，運輸量最大，歷史作用較大。本文僅就川藏茶馬古道論述，它道則非本文所及。
一、川藏茶馬古道的形成與路線
（一）、早期的茶馬古道
四川古稱“天府”，是中國茶的原產地。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，四川已將茶作為商品進行貿易。當時，蜀郡的商人們常以本地特產與大渡河外的牦（旄）牛夷邛、莋等部交換牦牛、莋馬等物。茶作為蜀之特產應也在交換物之中。這一時期進行商貿交換的道路古稱“牦（旄）牛道”，它可算是最早的“茶馬古道”。其路線是：由成都出發(fā)，經臨邛（邛崍）、雅安、嚴道（榮經），逾大相嶺，至旄?？h（漢源），然后過飛越嶺、化林坪至沈村（西漢沈黎郡郡治地），渡大渡河，經磨西，至木雅草原（今康定縣新都橋、塔工一帶）的旄牛王部中心。沈村是進行交易的口岸。不過，這時飲茶之習在我國尚未普遍形成，茶葉在內地還主要是作為藥物被人們使用。價高量少，尚不可能被藏區(qū)大量使用。輸入藏區(qū)的茶，這時數量有限。
（二）、唐宋時的茶馬古道
唐代，吐蕃興起于青藏高原后，大力吸取周邊地區(qū)的先進文化。特別是伴隨文成、金城公主下嫁而興起的唐蕃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大交流，使吐蕃出現“漸慕華風”的社會風氣。唐人飲茶之習也被傳入吐蕃，逐漸成為上層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風習。唐人陸羽的《茶經》記載：茶在唐代有五種名稱，“一曰茶，二曰槚，三曰莈，四曰茗，五曰荈”。“其味甘，槚也；不甘而苦，荈也；啜苦咽甘，茶也”。藏語稱茶為“槚”（ja），顯然是借用了唐時漢語對茶的稱呼。可證茶葉是唐時開始大量輸入藏區(qū)的。
不過，茶傳入吐蕃之初，仍僅僅是被作為一種珍貴的醫(yī)療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。并未作為一種日常飲料。這在藏、漢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證：藏文史籍《漢藏文書》中記載，松贊干布的曾孫都松莽布支（670－704在位）原先體弱多病，后來用茶治療，很快恢復了健康。唐代漢文史籍《國史補》記載：唐德宗時，常魯公出使吐蕃，閑時在帳中烹茶，吐蕃贊普見到后十分奇怪，“贊普問曰：‘此為何物？’魯公曰：‘滌煩療渴，所謂茶也。’贊普曰：‘我此亦有。’遂命出之，以指曰：‘此壽州者，此舒州者，此顧渚者，此蘄門者，此昌明者，此灉湖者’”?？級壑荨⑹嬷菰谕?，顧渚在浙，蘄門在鄂，昌明在蜀，灉湖在湘。都是唐代名茶產地。贊普雖擁有中原這些最名貴的茶，但卻不曉其烹飲之法。由此證明：吐蕃在7世紀時已從內地得到有不少茶葉，但當時主要為王室所擁有，作為保健品使用；還不懂烹茶之法，尚未形成飲茶的社會生活習慣。
根據史料記載，內地飲茶之習也是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才開始形成。唐人封演在其《見聞錄》中記載：開元中佛教禪宗盛行，僧人坐禪“務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許其飲茶，人自懷挾，到處煮飲。從此輾轉相仿效，遂成（社會）風俗”。隨著唐蕃之間的交往增強，特別是內地的大量禪僧相繼到吐蕃傳法或經由吐蕃去天竺求法，使這種飲茶習俗也傳播到藏地。自9世紀初熱巴巾規(guī)定“七戶養(yǎng)一僧”后，藏地僧人再不需要從事生產勞動，對于每日長時間坐靜誦經的藏僧來說，漢僧的飲茶之習此時更具有了效法的價值，它不僅能達到“破睡”、“滌煩療渴”的生理方面的功效，而且能給這些僧人單調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。因此，飲茶的風氣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廟中蔓延開來，烹茶之藝也在僧人中首先講究起來。藏史稱：“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地的和尚，后來噶米王向和尚學會了烹茶，米扎袞布又向噶米王學會了烹茶，這以后便依次傳了下來”。正說明最初把烹茶、飲茶的生活方式傳入吐蕃的是來自漢地的僧人。
9世紀中，朗達瑪開展“滅佛”后，寺院被毀，僧人被迫還俗。融入民間的僧人，將他們的飲茶習慣傳播于人民大眾中。加之，晚唐以后，唐蕃關系進入了一個較穩(wěn)定的和平友好共處時期。由于“安史之亂”對內地農業(yè)嚴重破壞，唐朝需要從藏區(qū)長期輸入馬、牛，便以縑（絲織品）、茶等物與吐蕃市易。從而使雙方間官方和民間的貿易都大大活躍起來，不僅在隴、蜀、洮、岷一帶出現了官方開辦的市易區(qū)，民間貿易渠道也發(fā)展起來。大量價格較低廉的茶輸入藏區(qū)，為藏區(qū)普通民眾飲茶創(chuàng)造了條件，從那以后，飲茶作為一種全社會、全民族的共同習俗，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漸形成了。
五代及宋時，內地戰(zhàn)亂頻仍，需要從藏區(qū)采購很多戰(zhàn)馬，同時，中央政府為了籍助茶葉貿易加強與藏區(qū)各部路的政治關系。于是正式建立起了“以茶易馬”的互市制度，使茶葉輸藏成為政府專門管理的一項重大國策，從而保證了茶葉能長期、穩(wěn)定地供應藏區(qū)，推動了藏族社會飲茶之習的發(fā)展。茶馬古道亦隨之有了較大的展拓。
唐宋時期的茶馬大道主要為“青藏道”，即通常所說的“唐蕃古道”。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條政治交往之路，后期則成為漢藏貿易進行茶馬互市的主要通道。這條道路東起關中地區(qū)，經過青海，從四川西北角的鄧瑪（原鄧柯縣），過金沙江，經昌都地區(qū)、那曲地區(qū)至拉薩（邏些）。唐時，互市未限定口岸。宋朝則在熙、河、蘭、湟、慶等州設置專門的茶馬互市的市場，實行茶葉專賣的“引岸”制度。這一時期雖在四川的黎（漢源）、雅（雅安）亦設立茶馬互市口岸，專門供應康區(qū)茶葉。但由于當時所易三馬的主要產自青海一帶，故大量的川茶是從川西的邛崍、名山、雅安和樂山等地經成都、灌縣（都江堰）、松州（松潘），過甘南，輸入青海東南部，然后分運至西藏、青海各地。這條茶道一直延續(xù)至今，經由這路輸往藏區(qū)的川茶被稱為“西路茶”。
（三）、明清時的茶馬古道
元代，西藏正式納入祖國版圖，為發(fā)展西藏與內地之間的交通，元政府在藏區(qū)大興驛站，于朵甘思境內建立19處驛站，從而使四川西部與西藏間的茶馬大道大大延伸。明朝特別重視茶在安定藏區(qū)、促進國家統(tǒng)一中的作用，政府制定了關于藏區(qū)用茶的生產、銷售、販運、稅收、價格，質量、監(jiān)察的一系列法規(guī)和制度，限制入藏銷售數量，抑制茶商投機倒把。由于朝廷對朝貢者不僅厚賞崇封、賞賜“食茶”，還允其在內地采購限額外的茶葉。從而使藏區(qū)宗教上層、地方首領，紛紛朝貢求封，有的直接奏稱“今來進貢，專討食茶”；返回時總是“茶馱成群，絡繹于道”。為了加強與長河西、朵甘思各部的關系，縮短運距、方便茶運，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開道，開辟了自碉門（天全）經昂州（巖州，今瀘定嵐安鎮(zhèn)）逾大渡河至長河西（康定）的“碉門路”茶道，并于昂州設衛(wèi)，駐軍以保護茶道暢通。成化六年（1476），又規(guī)定烏思藏、朵甘思各部朝貢必須從“四川路”來京。于是，四川不僅是邊茶的主要生產地，而且成為了“茶馬互市”的最主要貿易區(qū)。形成了黎、雅、碉門、巖州、松潘五大茶市口岸。
明代川藏茶道分為“南路”（黎碉道）和“西路”（松茂道）兩條。“南路”茶道中，由雅州至打箭爐段又分為兩路：一路由雅安經榮經，逾大相嶺至黎州，經瀘定沈村、磨西，越雅加埂至打箭爐，因其是自秦漢以來就已存在的大道，故名為“大路”；另一條是自雅安經天全兩河口，越馬鞍山（二郎山），經昂州，過大渡河，至打箭爐。因系山間小道，故又稱為“小路”。由這兩條路上運輸的茶，分別被稱為“大路茶”與“小路茶”。自打箭爐至西藏的茶道路線是：打箭爐北行，經道孚、章古（爐霍）、甘孜，由中扎科、浪多、柯洛洞、林蔥（原鄧柯縣）至卡松渡過金沙江，經納奪、江達至昌都。然后經類烏齊、三十九族地區(qū)（丁青、巴青、索縣等地），至拉薩。由于這條路所經大部分地區(qū)為草原，適合大群馱隊行住，故自明至清，一直是川藏茶商馱隊喜走之路。“西路”茶道由灌縣沿岷江上行，過茂縣、松潘、若爾蓋經甘南至河州、岷州，轉輸入青海。
清代，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，駐藏的官員、派遣的戍軍、所需之糧餉，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、供應。四川與西藏關系的密切，進一步推動了川藏的“茶馬貿易”。不過這一貿易已不再是“以茶易馬”，而是以茶為主，包括土產、百貨等各種物資的全面的漢藏貿易?？滴跛氖荒辏?702年），在打箭爐（康定）設立茶關。之后，又于大渡河上建瀘定橋，開辟直達打箭爐的“瓦斯溝路”。打箭爐成為了川茶輸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馬大道的交通樞紐。康熙五十七年，為平定準噶爾亂藏，開辟了自打箭爐經里塘、巴塘、江卡（芒康）、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，沿途設立糧臺、塘鋪。由于這條路主要供駐藏官兵和輸藏糧餉來往使用，故習慣上稱之為“川藏官道”。但實際上此道也經常是茶商馱隊行經之路；而由打箭爐經道孚、甘孜、德格、江達至昌都的茶馬古道，則習慣上被稱為“川藏商道”。兩道匯合于昌都。由昌都起又分為“草地路”和“碩達洛松大道”兩路，至拉薩匯合。“碩達洛松大道”由昌都經洛隆宗、邊壩、工布江達、墨竹工卡至拉薩；“草地路”即上述的由昌都經三十九族至拉薩的古代茶道。昌都是兩條川藏茶道的匯合點，也是滇藏、青藏交通的總樞紐，因而成為茶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。
二、茶馬古道的歷史作用與現代功能
茶馬古道的歷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點：
1、茶馬古道是一條政治、經濟紐帶。促進了西藏與祖國的統(tǒng)一和藏漢人民唇齒相依、不可分離的親密關系。通過這條古道，不僅使藏區(qū)人民獲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內地出產的物品，彌補了藏區(qū)所缺，滿足了藏區(qū)人民所需。而且讓長期處于比較封閉環(huán)境的藏區(qū)打開了門戶，將藏區(qū)的各種土特產介紹給內地。形成了一種持久地互補互利經濟關系。這種互補關系使藏漢民族形成了在經濟上相依相成，互相離不開的格局。由此而進一步推動了藏區(qū)與祖國的統(tǒng)一，藏、漢民族的團結。在歷史上，宋朝、明朝盡管未在藏區(qū)駐扎一兵一卒，但卻始終與藏區(qū)保持不可分割的關系，令藏區(qū)各部歸服，心向統(tǒng)一。其中茶馬古道發(fā)揮了最重要的作用。
2、茶馬古道帶動了藏區(qū)社會經濟的發(fā)展。沿著這條道路、伴隨茶馬貿易不僅大量內地的工農業(yè)產品被傳入藏區(qū)豐富了藏區(qū)的物資生活，而且內地的先進工藝、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進入藏區(qū)，推動了藏區(qū)經濟的發(fā)展。例如因茶葉運輸的需要，內地的制革技術傳入藏區(qū)，使藏區(qū)的皮革加工工業(yè)發(fā)展起來；又如因商貿的發(fā)展，內地的淘金、種菜、建筑、金銀加工等技術和技工大量經由此道輸入，推動了藏區(qū)農作技術、采金技術和手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同時，由于交易物品的擴展，藏區(qū)的蟲草、貝母、大黃、秦芄等藥材被開發(fā)出來，卡墊、毪子和民族手工藝品生產也被帶動起來，有了很大的發(fā)展。據統(tǒng)計，宋代四川產茶3000萬斤，其中一半經由茶馬古道運往了藏區(qū)。明代經由黎雅、碉門口岸交易的川茶達3萬引，占全川茶引的80％以上。清代經打箭爐出關的川茶每年達1400萬斤以上。同時，大批的藏區(qū)土特產也經由此路輸出。據1934年統(tǒng)計，由康定入關輸向內地的有麝香4000斤、蟲草30000斤、羊毛5500000斤、毪子60000多根等，共值銀400余萬兩⑩。可見漢藏貿易規(guī)模之大。在這一貿易的帶動下，藏區(qū)商業(yè)活動迅速興起，出現了一批著名的藏商，如“邦達倉”、“三多倉”、“日升倉”等（倉，藏語意為家。這里用作商號）；出現了集客棧、商店、中介機構為一身的特殊經濟機構－－鍋莊?？蛋吞幱跅l大道的中心，受這種環(huán)境的熏陶，最早改變了重農輕商的觀念，養(yǎng)成了經商的習慣。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，由此遠近聞名。
3、促進了藏區(qū)城鎮(zhèn)的興起和發(fā)展。茶馬古道上的許多交易市場和馱隊、商旅的集散地、食宿點，在長期的商貿活動中，逐漸形成為居民幅湊的市鎮(zhèn)。促進了藏區(qū)社會的城鎮(zhèn)化發(fā)展。如打箭爐在元代尚為荒涼的山溝。明代開碉門、巖州茶馬道后，這里逐漸成對大渡河以西各馱隊集散之地，清代開瓦斯溝路，建瀘定橋，于其地設茶關后，迅速成為“漢番幅湊，商賈云集”的商業(yè)城市。西藏和關外各地的馱隊絡繹不絕地來往于此，全國各地的商人在這里齊集。形成了以專業(yè)經營的茶葉幫，專營黃金、麝香的金香幫，專營布匹、哈達的邛布幫，專營藥材的山藥幫，專營綢緞、皮張的府貨幫，專營菜食的干菜幫，以及專營鴉片、雜貨的云南幫等。出現了48家鍋莊，32家茶號以及數十家經營不同商品的商號。興起了縫茶、制革、飲食、五金等新興產業(yè)。民居、店鋪、醫(yī)院、學校、官署、街道紛紛建立，形成為一座聞名中外的繁榮熱鬧的“溜溜的城”。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、滇藏、青藏三條茶馬古道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。亦隨著茶馬貿易的發(fā)展而成為康區(qū)重鎮(zhèn)和漢藏貿易的又一中心。
4、溝通了藏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。茶馬貿易的興起使大量藏區(qū)商旅、貢使有機會深入祖國內地；同時，也使大量的漢、回、蒙、納西等民族商人、工匠、戍軍進入藏區(qū)。在長期的交往中，增進了對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親和感，形成了兼容并尊，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。在茶馬古道上的許多城鎮(zhèn)中，藏族與漢、回等外來民族親密和睦，藏文化與漢文化、伊斯蘭文化、納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，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，出現復合、交融的情況。例如在康定、巴塘、甘孜、松潘、昌都等地，既有金碧輝煌的喇嘛寺，也有關帝廟、川主宮、土地祠等漢文化的建筑，有的地方還有清真寺、道觀。各地來的商人還在城里建立起秦晉會館、湖廣會館、川北會館等組織，將川劇、秦腔、京劇等戲劇傳入藏區(qū)。出現了不同民族的節(jié)日被共同歡慶；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納；不同的民族習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諧。文化的和諧又促進了血緣的親合，漢藏聯姻的家庭在這里大量產生。民族團結之花盛開在茶馬古道之上。
茶馬古道在歷史上曾產生過巨大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作用。那么，在藏區(qū)現代化的發(fā)展的今天它還能發(fā)揮什么功能與作用呢？我認為它至少在下列三方面仍將產生重要的功用：
1、茶馬古道是祖國統(tǒng)一的歷史見證，是民族團結的象征。由藏漢等族人民開辟的這條道路，證明了西藏歸屬中國的歷史必然性，證明了藏區(qū)與祖國天然的不可分割的關系，證明了藏族與漢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間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。它就象一座歷史的豐碑，穿越千年時空，讓人感受到漢藏情誼的雋永與深厚。
2、茶馬古道是一份豐厚的旅游資源，在藏區(qū)的旅游業(yè)的發(fā)展中具有巨大的價值。茶馬古道作為歷史文化遺產，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。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、馱隊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徑，能讓人浮想聯翩，追尋那千年的史跡；古道沿途的村寨、牧場風光綺麗，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異。城鎮(zhèn)中多元文化匯集、絢爛多姿，都能令人目不暇接，流連忘返。將這些開發(fā)為旅游觀光的項目推出，具有獨特的優(yōu)勢。
3、深入發(fā)掘茶馬古道的文化內涵，對于推進藏漢地區(qū)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設，具有重要意義。茶馬古道不僅是一條道路，更是一個歷史文化的載體，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文化內涵。例如，伴隨這一古道誕生的藏族茶文化、商貿文化就值得深入發(fā)掘。以茶文化而論，藏族對茶的醫(yī)療作用見解獨特，早在14世紀時，就根據茶的生長地理環(huán)境、施肥種類、烘制方法的差異，將茶分為十六種，分別用以治療流涎、膽熱、癡愚、胃病、血病、風病、魔病等癥。藏族飲茶、用茶的禮俗更體現了一種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，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。這些禮俗可以歸納為“敬”、“逸”、“和”、“靜”、“怡”五字。即：獻茶有禮，是為敬；用茶不羈，是為逸；以茶調食，是為和；飲茶寧心，是為靜；茶事寓樂，是為怡。這種禮俗對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，充分發(fā)掘有關文化內涵，賦予其現代意義。不僅能提高藏區(qū)人民的生活質量，而且對宏揚民族優(yōu)秀文化、義推進兩個文明建設有重要意義。
